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尽管取得了明显的成就，但终究属于发轫期，粗犷有余而精密不足。20世纪30年代初，朱谦之著《文化哲学》一书，以为已有文化史研究的不足，在于普遍缺乏理论基础；与此同时，陈寅恪也指出，“以往研究文化史有二失”：旧派“其缺点是只有死材料而没有解释”，失之在“滞”；新派多留学生，喜欢照搬外国理论，其书有解释，“看上去似很有条理，然甚危险”，失之在“诬”。[32]二者的批评有相通之处，颇能中其肯綮。
遗憾的是，新中国成立后，除了如文学、艺术、史学、哲学等具体的部门文化史的研究还在继续外，文化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，在长达近30年的时间里，实陷于中断。这主要是受“左”的思潮影响，视文化史为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渊薮而加以简单否定的结果。
中国文化史研究枯木逢春，其根本转机在20世纪70年代末。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路线后，国人得脱“左”的羁辔，百业发舒。与此相应，中国文化史研究与“文化热”同时升温，尤其是进入80年代后，更似春潮勃发，迅速蔚为大观：报刊上就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劣展开长时间激烈的争论；文化史研究的专门机构在许多高校和科研单位先后建立了起来；专门的学术团体、期刊出现了；国际国内的或地方的相关学术讨论会，每年都在举行；文化史不仅进入了高校的课堂，而且成为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研究方向。这场文化和文化史“热”，其持续时间之长，影响范围之广，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所仅见，以至于我们迄今都可以感受到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