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尽管取得了明显的成就,但终究属于发轫期,粗犷有余而精密不足。20世纪30年代初,朱谦之著《文化哲学》一书,以为已有文化史研究的不足,在于普遍缺乏理论基础;与此同时,陈寅恪也指出,“以往研究文化史有二失”:旧派“其缺点是只有死材料而没有解释”,失之在“滞”;新派多留学生,喜欢照搬外国理论,其书有解释,“看上去似很有条理,然甚危险”,失之在“诬”。[32]二者的批评有相通之处,颇能中其肯綮。
遗憾的是,新中国成立后,除了如文学、艺术、史学、哲学等具体的部门文化史的研究还在继续外,文化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,在长达近30年的时间里,实陷于中断。这主要是受“左”的思潮影响,视文化史为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渊薮而加以简单否定的结果。
中国文化史研究枯木逢春,其根本转机在20世纪70年代末。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路线后,国人得脱“左”的羁辔,百业发舒。与此相应,中国文化史研究与“文化热”同时升温,尤其是进入80年代后,更似春潮勃发,迅速蔚为大观:报刊上就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劣展开长时间激烈的争论;文化史研究的专门机构在许多高校和科研单位先后建立了起来;专门的学术团体、期刊出现了;国际国内的或地方的相关学术讨论会,每年都在举行;文化史不仅进入了高校的课堂,而且成为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研究方向。这场文化和文化史“热”,其持续时间之长,影响范围之广,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所仅见,以至于我们迄今都可以感受到它。